回首七五话神恩

撰文/张少麟神父

前言

翻阅教会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的时代，天主以不同的方式，召叫了诸多的圣人圣女，以不同的神恩去建设祂的教会－－基督的奥体。圣方济以贫穷的精神为天国作证，圣依纳爵以特殊服从教宗的方式来愈显主荣，真福德肋撒修女在被遗弃的人身上服侍了基督。而刚恒毅枢机主教也不例外，在当时充满挑战的中国教会里，响应了一个不平凡的使命，在驻华宗座代表的职务中，为福传中华播种耕耘。

（一）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教会被外界认为是一个充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色彩的教会。其后遗症是来自于当初的「保教权」政策。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欧洲的教会也开启了向外传教的新页。同时，在政教关系密切的年代，公教国家的政权也有传福音的职责；因此，教廷将传福音的使命委托给当时海权实力强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原先十六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二国对殖民地所拥有的传教保护政策，纯粹是为了协助传播福音；可是在人为的因素下，却演变成不断追逐殖民权势和利益的工具。中国传教区先是在葡萄牙的保教权下；十八世纪，随着葡萄牙帝国海上霸权的衰落，保教权又逐渐转至法国手中。而鸦片战争后，法国将传教自由、建立教堂自由等要求夹杂在不平等条约中。就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有了当时的传教乱象。 其实，早在十七世纪初叶，教廷已深感自身受到西班牙、葡萄牙政权对传播福音的一些负面影响，于是历经长久商讨和尝试后，教宗额我略第十五世于一六二二年成立了传信部（万民福音部）。传信部的成立主要是要从强权手中取回传播福音的使命，使这神圣的使命不为政治所用，沦为权力的工具。 此后，长达三百年的时间，教廷努力摆脱一切政治的力量，却屡遭强权所阻挡，迟至一九二二年，教宗碧岳十一世成功的派遣了刚恒毅总主教出使中国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中国的教会才露出了一线曙光。

（二） 接获任命的刚恒毅枢机，当时仍为主教。临行前他拜别教宗、国务卿和传信部长，当时的传信部长王老松枢机殷殷叮咛：「尽力实现《夫至大通谕》（Maximum Illud）的思想。最迫切的事就是，及早召开全国主教会议。尽速动身。上船前，切勿泄露身份，以后就无关紧要了。」从他们对刚主教的嘱咐中，我们看到了列强的政治势力之强悍，同时也看到了教会对传福音的坚定精神与明智态度。 刚主教将他们的指示和通谕中的重要思想归纳成五点，记载于日记上，做为自己的理想和未来行动之方向： 宗座代表是纯宗教性的，不应带有任何政治色彩。 向众人表示友善，不论中国官员或外国使节。绝对保持自主，不袒护列强的政治利益。属于教宗，代表教宗。 圣座不务政治，政治却有时进入宗教圈里。这不过是偶然的，短暂的。 圣座在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政治野心，列强的政治和圣座毫无瓜葛。圣座关怀中国，切愿中国强大起来，主张中国是中国人的。 教会称为至公的，因为教会事业只是服务。教会应由本地人作主教为原则。但初创时期，外籍传教士是不可或缺的。本地圣统制建立后，外籍传教士知道自己任务完成了，应立即束装他往，再拓展主的新园地。

（三） 刚恒毅枢机在中国担任宗座代表十一年的任期内，他一直积极地培育本籍的神职人员，而他的努力也终于促成本地圣统制的实现。他设立本籍教区、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教务会议、遴选六位主教到罗马祝圣……，他所做的种种努力，无可否认，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为日后中国教会的圣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然而，若要把基督信仰介绍给整个中华民族，只有健全的制度仍然是不够的。因此，刚枢机心中有了一个更务实的计划，他开始着手成立国籍修会。这个行动在当时确实是一项创举。 有两件事使他产生了成立一个国籍修会的想法。其一，在中国有一普遍现象，认为天主教是一个洋教，想要撕下这个黏贴已久的标签，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有本地的神职，必然有助于改变民众的印象。其二，教会需要有学识而精通中国文学的神父，刚枢机了解，学者在中国向来受景仰，享有崇高地位，但中国神父几乎整个年轻时期都在学习拉丁文，晋铎后又立刻从事传教工作，没有时间研究文学，而深度的文化修养对传播福音是不可或缺的准备，为此，积极栽培具有本国社会领导阶层文化水平的中国神父，实属当务之急。

（四） 这个想法也恰好响应了《夫至大》通谕中的思想：「各教区修院，应当从事较目前所教的更多一些；理应寻觅一批优秀青年，使他们晋升为司铎，但不要立刻去从事传教工作，而让他们去研究文学与科学。为达到这个目的，成立国籍修会是非常相宜的。」 刚枢机认为，虔诚而有学问的神父知道运用恰当而卓越的方法，把信仰的真理介绍给同胞，在教外人士之间也会受到尊敬。正如早期教会利用希腊哲人的哲学逻辑思想法则，把信仰介绍给西方的博学之士，同样孔夫子与其它中国贤哲的思想也能成为真理的跳板，把中国人导向基督。理性之光应当为超性之光打开一条坦途。 一九二五年教宗碧岳十一世颁布了《教会事业》通谕（Rerum Ecclesiae），这为刚枢机想要成立一个国籍修会更是一大鼓舞，因为通谕中更具体的提出：「应与本地文化及习俗相吻合的意愿，建立一个国籍男性修会。」就在这样的因缘际会下，「主徒会」于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正式在中国的宣化成立，取名「主徒会」，为的是纪念基督派遣门徒做前驱，以准备人心承受基督的福音。

（五） 一个修会的成立，除了它的首要及普遍目的外，也必有其次要及特殊目的，所以教会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修会出现。一般而论，任何修会的首要及普遍目的，不外光荣天主、成圣自己，但其特殊目的，便各自不同了。主徒会的首要目的也与众多修会一致，在于光荣天主及成圣自己，至于特殊目则为了向中华儿女传播福音。而这双重目的彼此相辅相成，也就是说，个人成圣是为达成福音之传播，而福音之传播也是会士成圣的方法与动机。

众所周知，修会组成多出于神恩，而最完整呈现神恩的方式往往是透过会规与会宪。其实，神恩不容易形诸于文字，但若不以文字表达又很难说明白。主徒会的会规与会宪中也清楚反映了修会的特殊神恩： 为中华儿女传播福音的职志 创立主徒会的刚恒毅枢机是驻华宗座代表，对于自己所派驻的中国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创会后，他期勉会士能矢志向分布天下之中华儿女传播福音，尤其是青少年及受压迫的穷苦群众。主徒会努力发挥这个神恩与要求，对海外华裔不遗余力地加以关怀和照顾，同时，也乐于向本地民族传播福音。 为中华儿女传播福音是主徒会的职志，尤其以需要华裔司铎服务的地区为优先，所以为散居各地的华裔侨胞服务，被视为修会之一项特殊责任。此外，对于本地圣召的培育也一直是修会的重点工作，以便逐渐建立以本地会士为主干之会院。 热爱圣体与效忠圣座的特质 就修会神恩而言，主徒会所一向重视的即「热爱圣体并效忠圣座」，修会创立者深知「天主之鉴临经由圣体与教宗，更具体地与吾人相处」。所以「热爱圣体」及「效忠圣座」始终是修会的重要精神依据。 虽然刚枢机来自意大利，不过，这不是主徒会强调「效忠圣座」的主要原因。当年厄玛乌的两位门徒认出主基督后，连夜赶回耶路撒冷，向宗徒报告他们的体认；为此，主徒会士也经常注视伯铎圣座，如圣安博所言：「那里有伯铎，那里就有教会。」奉教会合一的精神领袖伯铎为导师，因为地方教会不能与「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分离，而与圣座密切相系是反映这真实合一的具体方法，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为中华儿女进行神圣的福传工作。因为修会是为福传中华而成立，但也是教会团体中的一份子，与圣座的关系是地方教会在整体教会内的直接表达。 主徒会士从宣扬至圣圣事的敬礼中，充分流露出「热爱圣体」的一面。因为许多中华儿女尚未认识受难、复活的基督，而主徒会士「每天在分饼时认出祂」，这样的经验燃起热爱耶稣圣体之心火，这股热忱与力量是会士们以言行在教外人士中间传扬基督的内在动力。 探讨中国文学、哲学、宗教、伦理、传统的要求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传扬基督的福音，不能不具备良好的基础及有效方法。因此主徒会士「在投入传教工作之前，应先接受传教学之熏陶，努力学习当地之方言、文字、宗教、习俗。其中美好精华之处均应加以重视，并技巧地溶于信徒生活中，使教会落实为本土教会，因而具备大公教会之特色。」（参会宪20） 钻研中国的文学哲思、伦理道德，以便向知识分子传播福音，是许多传教士长期来所努力不懈的，为主徒会会士更是如此。圣保禄宗徒敢于雅典人前揭示未识之神，就因为他精通希腊文学。中国古代先哲，犹如那座无名之神的祭坛，可从孔孟或老庄出发，以求到达基督那里。所以，每位会士终其一生，应尽力从事学术研究、牧灵实习，以及在职进修。 修会神恩要求扎根于中国文化，但另一方面，「每位主徒会会士，尤其导师或司铎，至少应精通一种外语，俾便扩充研究领域，亦可翻译护教书籍。」（会宪125）所以修会不偏颇或执着于某一个领域的研究，但「培育精通中国文学及圣多玛斯学说之有圣德学者，以中国哲人之思想方式，把天主教之思想，正确地诠释出来，进而使中华儿女更易接受福音」。深入中国文化，了解民族之良风美俗，而加以维护及提升，使其更趋超性化，也是会士努力的方向。 结论 在刚恒毅枢机的思想里，若要归化一个民族，首先要归化的是其思想，这样在福传上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主徒会的神恩是以中华文化向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传播福音，其最终的目标则是要达到「中国基督化、基督中国化」。为实现这神圣的使命，会士们投身研究中国文学、哲人的思想，创办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发展出版文化事业，此外，在牧灵福传的行列中也不缺席。 在梵二后的今日，我尝试在思索，向中华民族传福音是不是主徒会唯一的专利？每一位平信徒对自己的同胞是不是也有这一份使命？诚如梵二告诉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领洗时，即领受了司祭、君王、先知的职务。因此，每位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义务和使命。」 在主徒会迈入七十五周年之际，我祈愿天主降福「主徒神恩广传、中华得蒙救恩」。